关键信息
现有高质量证据不足,我们还无法判断哪种生命末期(end of life, EoL)沟通方式对相关人员最好。一项关于家庭会议干预的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境下,沟通干预可能延长家属与医护人员之间生命末期讨论的时长;另一项研究发现,采用结构化谈话指南的干预可能促使患者、照护者与医务人员更早讨论生命末期及临终照护。未发现沟通干预存在有害或负面影响的证据,但干预对知识或临终照护质量等结局的影响尚不确定。
为什么沟通在生命末期很重要?
当患者处于生命最后一年时,接受高质量照护十分重要(临终照护的更多内容可参见 ACSQHC 2015 和 2015b 文献)。生命末期的沟通是此类照护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沟通,患者及其家属和照护者能够了解病情变化,知道接下来可能面对什么、有哪些选择,可以提出疑问、获得支持,并按自己的意愿参与决策和规划。然而,生命末期沟通并非总能做好,沟通不良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了让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获得尽可能好的照护,有必要弄清楚如何改善患者、家属、照护者和医务人员之间的生命末期沟通。
我们想了解什么?
我们想了解:与患者和照护者采用哪些沟通方式,最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命末期的认识(如接下来可能面对什么、有哪些治疗选择)。
以及人们对沟通本身的评价(如满意度、沟通质量、就诊中的实际参与程度与期望参与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关于生命末期的讨论情况(如发生的频率和时机)。
此外,我们还希望了解沟通干预是否会引起恐惧、痛苦等不希望出现或有害的影响。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检索了将沟通干预与常规治疗(即常规提供的或标准的治疗方式)相比较的研究,以及将两种沟通方式(如单纯提供信息与提供信息联合支持)相比较的研究;研究对象为预期12个月内死亡的不限年龄的患者。我们汇总了纳入研究的结果,并根据研究规模、研究方法以及试验所纳入的人群等因素,对证据的可信度进行分级。
为确保本综述始终聚焦于生命最后 12 个月的人际沟通,我们排除了针对具体决策(无论是否为共同决策)及其决策工具的研究。同时我们排除了以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为重点、以ACP参与率或完成率作为主要结局的研究。此外,若针对医务人员沟通技能培训的研究中未将患者结局作为主要结局,同样予以排除。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共纳入8项比较了生命末期沟通干预与常规治疗效果的研究。干预措施多种多样,简单的如帮助患者和照护者就诊时提问的问题清单,复杂的如结构化对话干预,引导患者和照护者讨论生命末期以及希望接受怎样的照护。
我们发现,家庭会议干预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延长生命末期讨论的时长;结构化重病谈话指南可能促使患者、照护者与医务人员更早讨论生命末期及临终照护。
我们还发现,沟通干预对知识、人们对沟通的评价(如沟通质量、期望在讨论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患者就诊中提问次数等结局的影响可能甚微。未发现干预存在有害或负面影响的证据,但这些研究大多样本量较小,且其设计初衷并非用于识别此类影响。
对于其他结局,如生活质量、临终照护质量或照护目标达成数量,干预可能同样影响不大。另一些结局(如医务人员的知识或沟通信心,或住院等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由于证据很少或没有证据,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
证据有哪些局限性?
我们对这些证据的可信度很低:本综述希望纳入涵盖全生命周期、不限国家和场所的证据,但纳入研究仅考察了高收入国家老年人的沟通。此外,纳入研究的样本量往往较小。
证据的时效性如何?
证据检索日期截止至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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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关于生命末期(end of life, EoL)及临终照护的沟通,是提供高质量临终照护的关键。此类沟通往往十分复杂,涉及患者、家属、照护者、医护人员等多方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如何最好地与临近生命终点的人沟通,但这是全球临终照护质量的重要问题。本综述填补了关于生命最后一年中患者及其家属、照护者与医护人员之间人际沟通的证据空白,重点关注旨在改善其人际沟通以及患者、家属和照护者结局的干预措施。
研究目的
评价相关干预措施能否改善医务人员与生命末期相关人群之间就临终照护进行的口头人际沟通。
检索策略
检索Cochrane对照试验中心注册库(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MEDLINE、Embase、PsycINFO和CINAHL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18年7月,不限语言和日期。为获取更多相关文献,还联系了纳入研究的作者及领域专家,并追溯参考文献。2019年9月检索了灰色文献、会议论文集和临床试验注册库。2021年6月更新了数据库检索,检出的可能相关研究列为待分类研究或正在进行中的研究。
纳入排除标准
本综述评价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和半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干预措施的效果,这些干预措施旨在改善预期 12 个月内死亡的患者、其家属和照护者以及参与其照护的医务人员之间关于临终照护的人际沟通。 任何年龄段的患者,不限场所或照护背景(如急性灾难性损伤、慢性疾病),以及参与其照护的所有医务人员,均符合纳入标准。所有沟通干预措施均符合纳入标准,只要其中包含患者、家属或照护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人际互动。无论简单或复杂的干预均纳入,可涉及一个或多个沟通目标(如告知信息、传授技巧、促进参与、提供支持)。关注的结局涉及患者、家属和照护者、医务人员及卫生系统,也包括不良(非预期)效应。
为使本综述始终聚焦于生命最后12个月的人际沟通,我们排除了针对具体决策(无论是否为共享决策)及其决策工具的研究。同时我们排除了以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为重点、以ACP参与率或完成率作为主要结局的研究。此外,若针对医务人员沟通技能培训的研究中未将患者结局作为主要结局,同样予以排除。
资料收集与分析
采用Cochrane标准方法学程序,由两名综述作者独立完成研究筛选、资料提取和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主要结果
共纳入8项试验。所有试验均以常规治疗为对照,评价干预措施的效果。证据质量为低或极低。基于本综述的目的,所有结局均因间接性而降级,许多结局还因不精确性和/或不一致性进一步降级。因方法学局限而降级的情况较少。
本综述的主要发现概要如下:
知识与理解(4项研究,低质量证据;1项研究无可用的数据):改善沟通的干预措施(如问题提示清单,伴或不伴患者和医生培训)对疾病与预后知识、信息需求和偏好可能几乎没有影响,但各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所用测量工具在试验间存在差异。
对沟通的评价(6项研究,涉及沟通质量、以患者为中心程度、参与偏好、医患关系、就诊满意度等多个维度,多数为低质证据):改善沟通的干预措施对上述各维度可能几乎没有影响,患者个体化反馈表等干预措施能否提高沟通质量尚不确定。
关于生命末期或临终照护的讨论(6项研究,测量了选定结局,低或极低质量证据):一项研究显示,在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环境中,家庭会议干预可能延长生命末期讨论的时长;另一项研究显示,使用结构化重病谈话指南可能使关于生命末期及临终照护的讨论更早进行。干预措施对就诊中是否开展讨论及患者提问的影响尚不确定,对沟通内容可能几乎没有影响。
不良结局或非预期效应(证据有限):现有证据不足以判断与生命末期及临终照护相关的沟通干预措施(如问题提示清单、家庭会议、结构化讨论)是否会导致不良结局。3项研究报告了患者和/或照护者的焦虑情况,但评价认为该结果存在混杂。未见其他非预期后果或预期结局恶化的报告。
患者/照护者生活质量(4项研究,低质量证据;2项研究无可用数据):改善沟通的干预措施对生活质量可能几乎没有影响。
医务人员结局(3项研究,低质量证据;2项研究无可用数据):改善沟通的干预措施对医务人员结局(就诊中对沟通的满意度;1项研究)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对知识、沟通准备度等其他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
对卫生系统的影响:沟通干预措施(如结构化生命末期对话)对照护者或临床医生评价的临终照护质量(对照护的满意度、症状管理、舒适度评估、照护质量)可能几乎没有影响(3项研究,低质量证据),对患者自评的照护和疾病状况、照护目标达成数量可能也几乎没有影响(1项研究,低质量证据)。沟通干预措施(如单独使用问题提示清单,或联合护士主导的沟通技能培训)可能使平均就诊时长略有延长(2项研究),但对住院等其他卫生服务的影响尚不明确。
作者结论
本综述的结果尚不足以指导实践。未来研究可着重关注试验中尚未涉及的人群,并开发反应度更好的结局指标,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沟通对生命末期沟通中各方人员的影响。混合方法研究和/或质性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沟通各方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从而为开发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适宜的结局指标提供依据。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以共同设计为基本原则,让受生命末期沟通和照护影响的各方人员共同参与干预措施和结局指标的设计。
译者:郭晨明(Cochrane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审校:张留馨(Cochrane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2026年11月3日。简体中文翻译由Cochrane中国协作网成员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翻译传播工作组负责,联系方式:tina000341@163.com
这篇Cochrane系统综述最初以英文撰写。翻译的准确性由翻译团队负责。翻译过程经过谨慎处理并遵循了标准流程以保证质量。然而,若翻译出现不符、不准确或不当,以英文原文为准。




